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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電報員發(fā)報景觀（圖片來源：中國電信博物館）
此外，李鴻章辦電報還抵制了外國列強對中國電信的侵略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國電信主權。有關這方面，前文已有論及，此處無需贅述。
總之，應該說，李鴻章辦電報，功不可沒。相當長時期里，由于李鴻章被戴上“賣國賊”的帽子，他的諸如辦電報的功績很少或不曾被人提及。歷史的功過是非，我們還是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。
當然，也應當看到，李鴻章倡導和主持近代電報事業(yè)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。其中主要有:一，在辦電報過程中，李鴻章明顯表現出一個封建政治家在近代化面前近代知識的貧乏。1882年英署公使格維納請?zhí)碓O港至滬水線，李鴻章認為:“香港系英國屬境，海面系各國公共之地，若欲添設水線，自無勸阻之理?！?他竟然把公海和領海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。諸如此類的無知，使李鴻章干了一些蠢事以至錯事，并導致了國家權益的喪失。二，官督商辦的方式也有一些弊端。其一，管理體制上封建性十分濃厚，管理機構疊床架屋，機構臃腫，閑散人員充斥其間，既虛耗經費，又降低辦事效率；其二，電報局內封建特權盛行，如規(guī)定發(fā)報“官先商后”，官報免費，而“各省官報日繁，動輒數一百言，均列頭等”，商報不得不轉由外國公司水線拍發(fā)，結果“使可得之利轉人洋商”，影響了企業(yè)的效益。?其三，清政府利用“官督”二字，任意勒索“報效”。據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從1884 年至1902年，電報局先后向清政府‘服效”142萬多元，約占資本總額220 萬元的64%。1885年李鴻章曾不得不承認:“溯自電報創(chuàng)設以來，實在功效，在官者多，在商者少”。?
但是，“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，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”。?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，就應該把人物和事件置于歷史環(huán)境中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。如李鴻章近代知識的貧乏，這是一個時代特征的反映，在19世紀中后期，不只是李鴻章，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，相比之下，恐怕李鴻章的近代知識還是較多數人豐富。關鍵是，中國人當時走出自己的國門太晚，中國對世界太陌生了。長時間里，中國以“天朝大國”自居，昧于世界形勢，不肯放下架子向先進文明學習，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，一種文化的悲哀。再如官督商辦問題，固然這種方式弊端不少，但許多研究者藉此而一味指斥這種經營方式也是不公正的，在當時國家財政匾乏、社會思想保守的情況下，要辦電報，官督商辦雖說不上是最佳的方式，但應該也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，要是當時沒有李鴻章這樣的大官僚在背后運用政府的權能苦苦支撐，中國近代電信事業(yè)要在十九世紀后期取得那樣大的成就，是根本不可想象的，歷史研究者對此不能沒有清醒的認識。
（全文完）
注釋:
?《交通史二二政編》第五童，第5頁
?《光緒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直隸總督李鴻章奏》，《洋務運動》(六)，第355頁
?《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隸總督李鴻章等奏》，《洋務運動》(六)，第365頁
? 列寧：《論民族自決權》(1914年)，《列寧選集》，第2卷第51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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